《無名》熱映

程耳：我是一個幸運的導演

雖然之前只有《第三個人》《邊境風云》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三部長片上映，但在業內和觀眾心中，導演程耳卻有著獨特醒目的標簽。提及他的作品，人們會以“有腔調”“高級”等詞匯來形容，包括程耳的新作《無名》。

距離上部作品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七年之后，程耳導演新作《無名》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。程耳表示，如果說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像一壇好酒越放越香，那《無名》則沒有觀影門檻，“開蓋即飲，是一部爽片”。

而這個“爽”是建立在程耳對自己要求的極致的基礎之上——對于將“強迫癥”視為“本能”的程耳來說，每一幀畫面都必須精準唯美而又不露痕跡，每個劇情脈絡都要精巧復雜而又渾然天成。在《無名》中，程耳的個人風格更加鮮明，他試圖以一絲不茍的精準展現“匠心而不匠氣”的風格，傳遞出獨特而迷人的審美情趣。

《無名》是一部大爽片，沒有解讀的困難

程耳的另一個身份是小說家，這保證了他電影的文本性。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樣，《無名》同樣是程耳創作的故事，程耳不僅擔任了編劇、導演和剪輯，還為《無名》主題曲作詞。追溯到影片創作的緣起，《無名》的出品人及總制片人于冬曾透露：“在抗戰時期的上海，這些隱蔽戰線的地下黨，是與‘魔鬼’打交道的人。在這個故事背景下，導演開始了創作。所以說《無名》的創作就是源于這兩個字‘無名’。”

電影《無名》再現了奮斗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地下工作者，在隱蔽戰線與各方勢力殊死較量的過程。全面抗戰爆發后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周旋于重慶政府、汪偽、日本間諜機構之間，通過錯綜復雜的敵后情報系統，策反敵人，獲取情報，誅殺漢奸，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，直至抗戰勝利的前夜……

在程耳看來，《無名》不僅僅是一部諜戰片，“我自己內心里，它可能比所謂的諜戰片更加寬泛一點，關乎那個年代，有些像是那個年代的史詩，或是一曲挽歌，但是這并不表示我們電影的基調是沉悶的，《無名》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一部電影，我們還是試圖在這樣一個精彩的故事里，融入更多的歷史感和個人的人生感悟。”

相比于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的“觀影門檻”，程耳表示,《無名》是“開蓋即飲”。“其實我個人也不認為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有觀影門檻，但是《無名》更簡單。它的整個敘事、故事非常簡單，而且我認為它巨大的優勢在于結尾，非常酣暢。雖然我看了這么多遍電影，但是我在調色的時候，當我自己看到電影最后那一刻，即便我已經知道一切，但是,那一刻配合著劇情，配合著演員的表演，配合著音樂，我覺得還是很爽。這是一部大爽片，它沒有解讀的困難。當然它表達了沉重的歷史，但同時它又有非常幽默的段落，有對人生的思考。”

鐘愛上海，盡可能去還原那個年代

程耳鐘愛上海，他從電影學院畢業后，被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，從1999年到2008年，一直在上海生活。“我在上海的生活很舒適，它很雅致，很閑散，工作壓力是比較小的，每天喝喝咖啡，聊聊天，為了工作，我最終選擇回到北京。但上海是一個讓人迷戀的地方，我現在仍然很喜歡上海，常常回去。”

程耳認為很多優秀的電影都基于一個非常獨特的城市，“大家不妨回憶一下，我們隨便選幾部自己內心鐘愛的電影，其實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獨特、魅力四射的城市，無論它是上海、北京，還是其他地方。我覺得城市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終呈現給大家的電影，這中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系。我們所鐘愛的、熟悉的地方，對于每個人的內心都充滿著吸引力，重點在于我們需要把人物、敘事真正地滲透到這座城市以及這個環境中去。”

《無名》在上海拍，程耳坦承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個人對上海的情意，一方面則是因為上海在民國時期的獨特氣質。“我覺得無論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，還是當下的上海，都代表了某種更多樣化的可能性、更多樣化的選擇。這次的《無名》和之前的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，里面都有各種方言。方言是一個城市的魂魄，《無名》里面有普通話、上海話、廣東話，我們盡可能地讓戲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去說話，因為生活中我們就是這樣的，我們無論去到世界任何角落，最忘不掉的還是我們的家鄉話，我們內心的那一份鄉愁。”

也因此，在影像上，程耳要求《無名》盡可能去還原那個年代，“當然也可能出于我個人的習慣，我更希望去真實地還原那個年代，而不是簡單地把大家臆想中那個年代的元素做一些簡單鋪陳。我希望盡量通過真實的歷史、真實的環境、真實的語境，去營造一個更加樸素的質感。”

四個多月，建立一個專屬《無名》的獨特語境

談及演員的選擇，程耳的要求是：“需要他們的精神氣質更雅致，不僅優雅，還要非常沉穩，好像內心有千鈞之力，然而表現出來的卻是風輕云淡。”程耳感謝所有的演員，他稱贊他們都非常優秀，“我們通過四個多月的相處和拍攝，建立了一個專屬于《無名》的獨特語境，在這個統一的語境之下，平衡了每一位演員的表演。”

梁朝偉在片中奉獻出上佳表現，程耳稱贊道：“《無名》中，梁先生的年齡感是最飽滿的，塑造了一個既飽滿，又深邃，成熟而又幽默輕松的形象，我覺得他的狀態非常完美。”

對于王一博，程耳稱贊他禮貌、謙虛，沉穩得超出了年紀，“他做完造型、換完衣服后，就像從那個年代走來的人，他的優雅、力量感，以及偶爾展現的一點點脆弱，讓人愿意相信‘他’就是那個時期的人。”

周迅在片中的戲份不多，但是她在看完劇本后立刻就同意加入了，“我當初跟她說我們要拍一個民國戲，你的戲雖然不多，但是每一場戲都是飽滿的，直接帶來劇情的轉折，甚至是顛覆性的。你想不想試一試？她說她想看看劇本，我就把劇本發給她。最終，她完成得太好了。”

每天都“飛頁”，即興部分最珍貴

程耳表示，有了演員和環境的加入，一部電影就像有了生命，開始自己生長。所以，他每天都在修改劇本，劇組每天都在飛頁（指編劇為了拍攝效果在現場對劇本進行修改），“我們每天都在隨著前一天的拍攝，或者我預想之后的拍攝進行創作。我每天都在重新去寫一些新的段落，最少的飛頁有一頁紙，最多的飛頁有五六張。”

程耳感謝于冬的支持和配合，使得他們拍攝進程很從容，“這一次幾乎都是我們搭建的景，所以就跟上班一樣，演員每天都去片場。有三四天，或者兩三天，劇本的內容都已經拍好了，但我還是會讓他們都扮上妝，我在現場會即興寫。其實最后電影成片用到了很多，包括開篇的很多戲，都是原劇本里沒有的。我覺得這一部分都是隨著拍攝、隨著每個演員的表現，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那一部分，而即興的這一部分是特別珍貴的，也是在我們最終的完成片里用了特別多的。”

梁朝偉在看了《無名》的劇本后很喜歡，之后看了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，就決定接演。程耳透露，那時給梁先生看的劇本其實很簡單：“大概只有30頁紙，一個框架，他說還不錯，可以合作試試看。正式開拍后，因為每天在飛頁，梁朝偉說，導演，我普通話不行，需要臺詞老師，你可不可以提前一天給我飛頁？所以，我盡量提前一到兩天給他飛頁。久而久之，這個劇本漸漸地也就成型了。傳君說他一直沒有看到完整的劇本——確實，我們大概差不多快要殺青了，我才終于在一天下午給了所有人完整的劇本。”

與其說是強迫癥，不如說是本能

程耳是著名的“細節控”?！稛o名》在劇本打磨、布景細節、道具考究上可以說都做到了極致。拍攝時圓桌上的煙灰缸、窗戶打開的角度都很講究；短暫出場的道具蛋糕是從上海最好的餐館新鮮出爐的。程耳笑說大家都說他是強迫癥，但對于他來說更多的是一種本能。

《無名》全片采用阿萊65攝像機拍攝，這是一款迄今為止都被稱為“地表最強”的攝像機。它不僅能拍出明亮里的反差，暗下來以后，會有不同層次的暗，暗里面還有反差。程耳說：“我希望讓畫面能給大家帶來更好的享受，包括服裝、造型，食物也好、每一次劇情的編織也好、每一次伏筆也好，它最終會融匯到電影這個完整的產品中去，然后感染到大家，讓每一個不同的觀眾，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，都能得到獨特的收獲。”

《無名》中有很多吃飯的戲份，程耳說：“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吃飯，而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時刻，都是發生在飯桌上。”

可是吃飯的戲并不好拍，程耳認為很有挑戰，“你一旦拍好，它的那種生動感是撲面而來的，是你用其他的環節很難去取代的。我們這次也拍了大量吃飯的戲。吃飯中的細節，直接參與到了我們敘事之中。另一方面，我自己就特別愛看電影里吃飯的戲，有時候能給自己看餓了。其實這也是一個吃飯的戲拍得成功的標準。飯桌上看似挺平靜，飯桌下面波濤洶涌，它有一個反差，有一個臺上和臺下的關系。”

《無名》的幕后團隊不惜耗費大量精力，最大程度還原了那個年代，也真正憑借作品做到了導演程耳當初的承諾——“帶觀眾去看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”。造型設計呂風珊特地從海外訂購所需的布料，對細節的考究嚴格到了蕾絲與發飾，要確保服飾既能貼合角色性格，又要富含民國年代感；視效總監王曉偉為了在影片中還原歷史畫面，親自去廣州、佛山和汕頭的街頭，一棟一棟地尋找老房子，他還用同樣的執著還原了上海弄堂；動作指導陳超為一場打戲做了三套方案的設計，還帶著動作組提前嘗試了至少四個小時，而這場打戲整整拍攝了九天。去劇組探班后的于冬曾感慨道：“程耳每天在劇組工作都超過了16小時，這是一個非常執拗、非常瘋狂的導演。”

拍戲基本都打尾板，不打頭板

出演《無名》的很多演員在接受采訪時提到，劇組在拍攝時非常安靜，程耳說自己在拍攝中也反復強調這點：“我說我們現在有了劇本，各個部門都已經到位了，現在要進入拍攝了。那么在拍攝期，我希望以我為起點，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保護演員，要保護每一個演員微妙的情緒。因為演員跟其他的工作人員不一樣，電影需要他們直接貢獻自己的身體、貢獻自己的五官，在現場，他們的情緒是最脆弱的，他們的情緒是最需要去關注和保護的。所以我說打板不用那么響，我拍戲基本都打尾板，我從來不打頭板。不然‘啪’一下，演員情緒都被影響了。我覺得在整個拍攝期，我所有的工作，百分之八十就是在維護和保護每一位演員的情緒。”

程耳認為《無名》是他迄今拍電影完成度最好的一次：“整個劇組的方方面面，我覺得我們磨合到了一個最好的程度，這次電影的完成度非常高。對我來說留下的遺憾其實非常少。”程耳認為自己是一個幸運的導演，雖然拍的電影不多，但都留下了痕跡，“對得起這個行業和自己的職業。”

而對于自己拍片不多，卻能為觀眾接受，程耳在表示幸運之余，也表示自己時刻牢記不要低估觀眾：“創作者和觀眾的審美之間，更多是相得益彰的，不要覺得觀眾會理解不了，不要認為自己比觀眾更懂審美，不要覺得自己比觀眾更懂人性。”

也因此，程耳說自己每一次都在很用心地架構一個故事，把電影當作結構既簡單又復雜的建筑物，就像音樂一樣會有主題、有過渡、有“橋”、有變奏。實拍階段更是會時刻注重風格感的統一：“每一天在現場，我都在試圖找到跟劇作一以貫之的語境，把有差異的演員統一到劇本語境中。電影最大的價值就是借助影像和故事，讓大家進入情景，帶來一些感動，看完影片之后，還能夠留下思索。”

    文/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圖/微觀